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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 | 伊朗汉学家好麦特:后疫情时代的伊中汉学发展前景展望

【来源:一带一路研究院 | 发布日期:2020-10-26 】

编者按:本文摘自德黑兰大学中文系教授好麦特博士在“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上的发言稿。

“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由、伊朗驻华使馆、阿拉麦塔巴塔巴伊大学、德黑兰大学、圣拉兹大学主办,一带一路研究院承办,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平台支持,自6月23日起共举办了四场主题会议,来自中伊两国高校的18位学者发言在会上提出真知灼见,共商后疫情时代两国人文交流未来趋势、“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学发展,以及“中国学”与“伊朗学”研究。

本文作者 好麦特(Hamed Vafaei)


今天,世界面临着一些新的条件,这些条件的形成必将影响我们未来生活的点点滴滴。今天的我们和现况都受到这个新条件的影响。思考未来并且在新情况的背景下研究国家间的关系,是每一个文化追求者和学术专家的重要使命,伊朗著名诗人鲁米说得好:“生命的道路需要出色的导师”;因此,在演讲开始前,我有必要对这次会议的组织者表示感谢。

在开始演讲的同时,我首先简要提一下今天会议的主题。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上还缺少一个概念:“伊朗学”,我强烈地认为,今天东方文明之间的对话不仅是伊朗和中国两国人民的需求,全世界也是非常期待实现这种对话。对于我们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来说,“对话”本身是最重要、最紧迫的需求,就像伟大的波斯诗人菲尔多西所说的:“我祝愿一个充满对话的世界”。有关“文明对话”和世界关键文明之间对话的需求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但这有一点是我所坚信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前提是“东东对话”;东方和西方文明的对话是在东方文明之间的对话基础上形成的,然后在东方文明中,波斯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地位是重中之重!想要实现以伊朗和中国为中心的“东东对话”,第一步是要启动这两个亚洲古国无中介地“互相知根知底”。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在强化伊朗的“中国学”的同时,强化中国的“伊朗学”。谈起在中国生活和学习的经验,我个人感受是,当代的伊朗和中国人民对彼此的印象和想法与现实相去甚远。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早日迷途知返并重新加深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因此,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文化发展,不仅要强化伊朗的“中国学”,也要强化中国的“伊朗学”。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需要中伊两国学者深入分析与深度合作。

关于后疫情时代的伊朗汉学研究状态以及伊中文化的关系,我作为伊朗汉学界第一线的一位积极分子,与德黑兰大学中文系我敬爱的同事和亲爱的同学们共同研究中国各领域的问题的同时,相信在伊朗进行汉学研究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今天,至少在伊朗三所名牌大学里,有数百名对中国文化和语言感兴趣的学生正在研究这一重要的亚洲文明古国。在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无中介的汉学”已在伊朗展开了,并且今天在德黑兰大学、阿拉米·塔巴塔巴依大学和沙希德·贝赫什蒂大学的教室里,伊朗的教授和他们学生在一个不受任何国家的语言或外来文化中介影响的环境中对中国文明各领域的问题进行学习和探索。今天,在伊朗的大学里,我们用汉语阅读和理解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哲学,以及汉语古文,并与年轻研究者举行多次会议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这是当今在伊朗实现的直接“阅读中国”的第一步,并有望在未来几年内出现新一代的伊朗汉学家。与此同时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在汉学研究的道路上要补充或改善的也真不少,而最近暴发的新冠疫情却恰好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新冠病毒对社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生”,即“生命(卫生和健康)”、“生活(社会)”和“生产(经济)”。汉语中有一个成语强调自我发展和强大,即“自强不息”,这个成语是中国著名大学清华大学的校训,清华大学也曾是我求学的地方。尽管现在的世界在健康、社会和经济这三个领域因为新冠病毒遭受重击,但“自强不息”正是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时应表现出来的态度。我们在遭受新冠病毒危机的同时,也进行着许多努力,在这三个领域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之一就是互联网方面的发展,网络在新冠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潜力和作用,为“文明对话”实现创造了无限的空间!目前是伊朗大学生们的期末考试时期,有趣的是伊朗暴发疫情以来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在网上进行的,现在考试也是如此!这些都可以说是“归功于”当前的新冠病毒形势。

好麦特在中国留影

我在中国留学期间曾经访问了包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一些中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并接触和利用过不同的研究资源。那些年我亲身经历了中国虚拟空间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数字化,并且了解了它伟大的规模。近年来,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术界、市场、媒体等)做出的宝贵贡献,不仅可以为伊朗等国家提供发展模式参考,而且能在许多领域为两国互相了解铺垫道路。

如果我们把伊中两国人民对彼此的真正互相了解作为进行高层文化对话的前提和“东东对话”的基础,那么我们需要确定一个基本原则:文化交流是建立在了解和学习“伊朗讲的伊朗故事” 和“中国讲的中国故事 ”的基础上。毫无疑问的是,在中国的“伊朗学”如果是基于伊朗人讲的伊朗,才是真正的“伊朗学”;同理,在伊朗的汉学研究如果是基于中国讲的中国故事,才是有效的。在这过程中,其他国家和文明对伊中两国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会提供一些帮助,但我们的基础必须是建在一个无中介、直接和本土的环境中。

恕我直言,现在伊朗不同大学的汉学中心,迫切需要中文研究资源,以便了解和学习中国讲的中国故事,而且毫无疑问,中国各个伊朗学中心也同样需要阅读来自伊朗的一手资料。由于时代需求一切学术活动都不断走向数字化,在这一过程受疫情暴发影响,数字化进程的速度又加快了一些。最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在北京成功举行,25个国家的官员出席该会议,类似这样的全球视频会议近段时间很受欢迎。如果说之前的伊朗与中国受地理距离影响在交流方面上出现了一些障碍,那么如今随着网络空间的扩大和发展以及各国之间的积极互动,直接进行文化对话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

在上述基础上,考虑到当今伊朗不同汉学中心最重要和迫切的需求,我针对伊中两国文化机构的后续行动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为两国了解和学习彼此的故事发挥作用。当然,伊朗驻华大使馆以及文化参赞将在这方面发挥核心的作用。本人的建议如下:

(一)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框架内,建立伊朗与中国大学的互动中心,并建立伊朗的汉学家和中国的伊朗研究者数据库。该中心同时也能成为两国专家之间双向交流的渠道。

(二)以波斯语和中文创建一个虚拟图书馆和电子书籍库,以让中国和伊朗研究人员共同使用。(两国的大学教授一起提供需要的电子资料清单)

(三)为伊朗和中国研究者开通一些网络上的相关帐户,以便利用两国的原生资料和书面资源。两国学者能通过这些账户直接使用对方图书、影像等方面的资料进行文化研究。

希望通过不断推动伊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依靠东方文明的共性,相信中华文明和波斯文明能够一同挖掘出东方文化精神的共同点,并使用共同的精神和智慧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和办法。伊朗著名诗人鲁米说得好:“虽存在两个名,而实际上他们两灵魂合一,那么怎能把他们算两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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