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自阿拉麦·塔巴塔巴伊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欧拉买阿里·禅格尼扎德博士在“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上的发言稿。

“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由、伊朗驻华使馆、阿拉麦塔巴塔巴伊大学、德黑兰大学、圣拉兹大学主办，一带一路研究院承办，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平台支持，自6月23日起共举办了四场主题会议,来自中伊两国高校的18位学者发言在会上提出真知灼见，共商后疫情时代两国人文交流未来趋势、“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学发展，以及“中国学”与“伊朗学”研究。

本文作者

欧拉买阿里·禅格尼扎德

Gholam-Ali Chegenizadeh

后疫情时期的世界文化与挑战

在这篇演讲中，我们试图从政治和国际的角度和来关注和评价伊中关系，因此，具有当代特征的国际政治方针将成为本文分析伊朗与中国之间文化关系的基础。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强调文化的宏观定义及其在国际政治秩序中的作用。

文化是不同层次的人类之间的纽带，换句话说，人类的社会化和社会生活比其他任何事物更依赖于文化因素。社会生活秩序和纪律的关键与重要指标必须从其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寻找，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生活模式中出现的混乱或协调均来自于现有文化之中。

当代世界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处于一个以缺乏“过渡”和机构破坏为特征的强烈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导致的结果是国际社会生活的现有结构不具备组织公共生活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必须集中于塑造国际公共文化上。但是，实现这一重要措施，需要找出基本思想和中心思想。伊朗和中国两国历史悠久，在哲学和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底蕴，因此，它们可以为所需概念和理论基础的产生做出重大贡献。两国还可以为共同合作提供必要的国际平台。另外，中国和伊朗的文化关系必须摆脱陈规定型和重复的形式，并集中精力满足上述的基本社会需求。

接下来，我对当前国际形势以及中伊之间开展文化合作的必要性进行一个简要的阐述。

近年来，国际关系和政治文化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组织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模式或国际政治的秩序，这也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同的参与者如何看待这种安排？他们如何评估其参与或不参与新模式和替代方案的优缺点？以及他们如何实现这些新模式和找到替代方法（物质的、精神的和规范的）的生产来源。

关于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国际秩序及其优势和劣势，应该指出的是，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表明，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传统监管模式正在转向一种新的“果冻秩序”模式，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以及进入完全成熟阶段，再到最终形式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定义既定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传统模式遭到破坏，并且为寻找新的国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努力得到加强时，“过渡”实际上就会发生。换句话说，当客观（实际）条件与有利条件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时，就会发生“过渡”。目前，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者和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秩序的脆弱性和破坏性似乎已经达成了相对的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某种方式倾向于既定秩序的“错位”。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为新的理论产生创造必要的空间，以改善目前的国际秩序，或者重新营造新的国际秩序。换句话说，这个阶段的名称可以被认为是既定的极权主义秩序中的“意识形态开放阶段”。这种情况可以为伊朗和中国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在两国合作参与重建既定秩序或使之现代化，以及组织国际集体生活新思想的产生中发挥重要作用。伊朗和中国都认为，既定的“制度主义”已经遭到破坏，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和考虑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当然，越是通过“共识”和跨文化的互动，尤其是在“生产性”文明交流中产生的想法或研究成果，其合法性和接受度就越高。

关于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有关新模式和替代品的生产来源，有些人认为，在生产和巩固国际社会生活新思想方面，“物质资源”比“规范和精神”资源重要得多，但是现实以及西方哲学和政治史表明，是将特定的形象从秩序变成主导，并通过以“表象”或特定的认识论系统的形式对其进行描绘以及形式上的繁衍来传播它。认识论规范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言论，认识论提供了思想和行动发生的基本分类。基于知识和文化互动的认识论和认识论体系决定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什么权力或权威是合法的和非法的，我们共同思考的事情哪个是明智的，哪个是不明智的。无论如何，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以基于知识的认识论系统对秩序进行转化和说明，而是通过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途径来产生和巩固新的秩序模式，就不会产生必要的结果。认识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家或主导行为者的物质权力和利益，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参与世界政治的行为者的机构和集体中，所以不必局限于政府和主导行为者。因此，在解决未来挑战的过程中，中国作为提出和产生新的认识论体系的一员，应努力以集体形式关注文化关系及其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可以为中国提供一系列重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