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自阿拉麦·塔巴塔巴伊大学哲学系成员艾哈迈德·阿里·黑达里（Ahmad Ali Heydari）教授在“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上的发言稿。
“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由、伊朗驻华使馆、阿拉麦塔巴塔巴伊大学、德黑兰大学、圣拉兹大学主办，一带一路研究院承办，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平台支持，自6月23日起共举办了四场主题会议，来自中伊两国高校的18位学者发言在会上提出真知灼见，共商后疫情时代两国人文交流未来趋势、“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学发展，以及“中国学”与“伊朗学”研究。
本文作者
Ahmad Ali Heydari
难道只有西方有启蒙？
——浅谈伊斯兰和中国的启蒙思想
导言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 ）和雅克·德里达（1930-2004）等一些后现代哲学家对现代人做出的伟大贡献，是建立了立足于土和大地的西方形而上学，从西方的角度对真理进行诠释。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真理是以“存在的敞开和人的敞开”为基础，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在能力和自身的存在来解决存在问题。他对真理的定义合理地解释了各文化间存在的差异，他认为，在不同文化中，真实事件发生的不同时间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思想、文化和宗教。但后现代思想家们认为，不能仅仅根据西方学者关于形而上学的大量理论，用同一性的手法去随意解读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性。
忽略文化之间的不同元素、一味强调毫无约束的原则是欧洲启蒙时期形而上学取得的成果，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根据自己的哲学理论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来界定其他文化，这种做法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康德完全以批判哲学为中心，不仅视其为终极目标，而且将其作为判断一切理性认知的标准，从而导致整个哲学史都以自己的目标为风向，用自己的理论去批判或驳斥其他思想。
伊斯兰的启蒙思想
苏黎世大学哲学教授乌尔里希·鲁道夫（Ulrich Rudolph）列举了另一个欧洲启蒙时期的傲慢哲学家，他说：“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明显。黑格尔只承认历史上具有理性主义的哲学，其最终目的是用自己的哲学去衡量其他哲学。黑格尔把除欧洲哲学之外的所有思想视为一种铺垫和前奏，而非哲学。换言之，对于黑格尔来说，除欧洲之外的所有思想，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文化，只是人类历史上某个特定时期的产物，只是昙花一现，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鲁道夫认为，把启蒙时代局限于欧洲文化史上的特定时期，把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局限于特定时期的特定思想家和哲学家，是对西方历史上其他启蒙时期和其他启蒙学者的最大羞辱。此外，启蒙时期不是欧洲的专利品，在伊斯兰历史上也有启蒙时期，也有无数的启蒙思想家，如伊本·西那、伊本·鲁什德奠定了哲学理性基础，提出了“存在层次”理论；安萨里对哲学的批判；艾布·拜克尔·拉齐对宗教的批判；伊斯兰政治哲学（尤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政治哲学）对统治者的批判等。这些思想家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鲁达夫还提到了持有公正观点的两位著名思想家，一位是巴鲁赫·德·斯宾诺莎（1632—1677），另一位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莱布尼茨所著《人类理智新论》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民族文化作出了评论：“当拉丁、希腊、希伯来以及阿拉伯人的古书有一天都研究完了之后，还有中国人，也有许多古书，也当列入其中，并将会给我们批判的好奇心提供材料。就不必说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哥普特人以及婆罗门教的某些古书了，这些到时候也将从地下发掘出来，以求不要忽略在各种学说的传统以及事实的历史方面古代所能给予的任何光明。”
总之，把启蒙思想局限于某一种文化，或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并企图以此宣扬自己的文化至尚，打压历史长河中其他民族在认识和研究宇宙的过程中创造的文化，这实属一种无知和傲慢的表现，是西方暴力文化侵袭其他文化惯用的卑鄙手段。
中国的启蒙思想
韩水法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对启蒙运动仅局限于西方的观点提出了批判，他引用庄子的一段寓言来描述今天的启蒙思想，这个寓言是这么说的：“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韩教授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大力宣扬启蒙，而事实上西方至今尚未进入启蒙和自我批判的阶段。
中国启蒙思想中的平等观念
我们都知道，平等是启蒙时期最主要的口号之一，其他如人权、宽容等原则离开平等是难于实现的。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平等是显而见的公理，无须用三段论去论证，它早已通过本土宗教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灵和灵魂深处。根据历史记载，基督教为让欧洲人接受和承认平等原则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对于生活在中国（中庸之国、中间之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平等是一个非常显然的、源自人类秉性的概念，无论是在儒家思想中，还是在孟子、荀子等思想体系中，都可以找到对平等的诠释。中国思想家们自古以来就十分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主张立德、立功、立言，统治阶级必须具有美德、资质和社会情感。早在公元前200年汉朝就为了推行平等实行官员选举制，到公元7世纪实行科举制，直到1905年清末才废除了科举制。所以，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平等自始至终具有活力，甚至一位农民的儿子只要勤奋努力，接受教育，可以从今天的农民成为明天的大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潜能的施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而欧洲历史向我们展示的则是在启蒙运动之前，国家的政治权力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他们绝不允许下层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以新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每年约有900万学子参加高考，争取进入高等院校，就是以新的方式沿袭古代科举制。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对人才的培养、道德的教育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帝王、大臣和官吏与欧洲同时代的政治体制相比，更优越、更智慧。也正因为此，中国历史上才涌现了许多令人称奇的诗人和技艺精湛的艺术家。
唐末农民起义的启蒙思想
在唐末农民起义中，起义者认为，他们有资格和才能占据皇宫，取代皇帝建立平等的国家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所有农民起义，其目的都是推翻王朝统治，实现社会平等。而发生在欧洲的农民起义却完全不一样，比如德国的农民战争领袖托马斯·闵采尔（1489-1525）和米夏埃尔·科尔哈斯（卒于1540年）根本没有推翻教皇和王权的念头，而在中国的农民起义中，起义者坚信他们有能力推翻政权，取代皇亲贵胄统治国家，而且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大多在科举中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名落孙山，比如公元9世纪最终导致唐朝灭亡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卒于884年）就是因为科举不顺，接连参加了几次考试，都名落孙山，才发动起义。因科举失败而发动的农民起义本身说明了科举制度对提高人民文化和增加自我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启了理性时代，使欧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具有革命元素的中国平等思想，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对平等的诉求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等观念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与宗教既有联系亦无联系的双重性，这一点对欧洲人亦对中国人在研究中国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清楚地说明这种双重性，再次引用17世纪德国著名笛卡尔与思想家莱布尼茨关于中国的论述。在众多的西方思想家中，莱布尼茨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特别尊重和热爱中国文化，他针对中国文化撰写了一部书，叫《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该书于1697年面世。他在书中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伦理教育和政治等方面具有绝对优越性，他对中国人和睦相处、自然和谐的精神感到吃惊。他在研究中国文化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我相信，若不是我们借一个超人的伟大圣德，亦即基督宗教给我们的神圣馈赠而胜过他们，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
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人没有得到金苹果，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基督教。有些西方人就曾质疑，没有得到基督神圣馈赠的中国人能在各个领域取得发展吗？比如德国思想家、德国唯心主义代表人物黑格尔（1770-1831）在其著《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就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称“中国没有哲学”。
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评判是基于西方哲学研究的对象，如理念、形而上学、宇宙精神、物自体等等。但我们要问，中国人没有把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转化为抽象的概念，难道就可以说中国没有哲学吗？中国思想中没有关于造物主、撒旦和死亡的论证，就能说中国没有哲学吗？叔本华把死亡视为获得哲学灵感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死亡即能摆脱意志束缚”的思想数千年来被中国思想大厦拒之门外。当季路问鬼神时，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当问到死亡时，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在中国文化中，撒旦没有以悲剧的形象表现出来，而是把自己伪装成幽默的灵魂，在每年的春节期间遭到人们的鞭炮驱赶。
如果用西方哲学和神学观审视中国的思想，肯定会发现，中国文化患有“贫血症”，狭隘、落后、贫乏。在西方观念中，中国文化单向度高，呼声单一，其结果是孕育了一些经验论者、实用主义者、伦理学家、功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欧洲和西方的世界不是单一的，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还有一个头顶上的世界，欧洲灵魂就在这些世界中游荡，从而涌现了宇宙学家、本体论者、哲学家和神学家。
难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孕育的数千年文明会被抛弃吗？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各种传教活动遭到彻底失败，本身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早已是中华民族的“原型”（Archetyp）。
中国历史上体现的宽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化多元和没有固定的宗教，正因为此，黑格尔把中国称为“绝对平等国家”（Das Land der absoluten Gleichheit）。可以把这句话解释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平等的观念不仅涉及人，也涵盖了众神。换句话说，在欧洲文化中，人在上帝那里是平等的，而在中国文化中，上帝平等对待人类。在中国，信仰什么样的神明没有任何区别，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或摩尼教，或其他任何宗教，都不会因为信仰而被审查或迫害。
如果世俗主义、去神话化、祛魅化是欧洲启蒙时期的产物，那么，在中国世界观里类似的价值观同样存在，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而已。
结论
欧洲启蒙时期的一个成果是把人从彼岸带到了此岸，把人从广阔的上天带到狭窄黑暗的大地，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枯燥的，没有信仰，强调现实，藐视理想和想象力，贪安好逸，丑陋无比，丧失了浪漫主义理想。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努力调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不作囚笼里的老虎，而是重返广阔无边的传统森林里，避免重蹈欧洲启蒙时期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覆辙，复兴独特的中国启蒙思想。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启蒙思想与欧洲的启蒙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中国的启蒙思想更加开放，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文化中多元宗教信仰，以及理性与想象和神话相结合，从而使中国的启蒙思想没有出现暴力理性主义以及西方启蒙思想中存在的破坏社会的消极因素。其实，具有欧洲特色的启蒙思想不仅早在中国历史上遭到批判，也遭到了一些西方人的反对，比如诺瓦利斯（1772-1801）作为启蒙运动的批判者认为：“世界必须寻找浪漫的品质。”
阎学通在其著《中国的古代思想与现代权力》一书中，根据古代哲人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的思想构建理想社会，在谈到战略诚信为基础的霸权时，阎学通说：“荀子认为，战略诚信仅是霸权的必要条件。只有战略诚信不足以获得霸权，还需要以硬实力为基础。”维护人的尊严是获得硬实力的根本保障。阎学通认为，如果我们把荀子的思想用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将会有什么结果呢？他说：“荀子认为，人才实力是国际关系中超越霸权的一种形式。”阎学通还认为，中国正朝着超级大国的方向发展，距离荀子的样板越来越近。中国正在发展人才实力，在外交方向推行“共鸣外交”。
如果中国在制定崛起战略时，参考古代启蒙思想家的治国理论，既要避免导致苏联解体的战略，又不能走日本的经济发展停滞的模式，而且要敞开与国际舆论合作交流的大门，那么，中国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是否会面临各种风险？是否有浪漫的色彩？与此同时，能否在跨国合作中给人类每个家庭成员带来幸福？从中国根据历史经验和先辈留下的传统所制定的战略中不难看出，在“共鸣国际秩序”中，中国一方面汲取历史精髓，另一方面大量招募人才，其中包括引进外国人才，未来70%的战略人才将由这些人构成。这一切足以让人们相信，“天地之间理想的公正将由‘天子’领导去实现。”
